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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讨论] 《文革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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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17 23:33: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革前后》

                                                                                                                             --作者:蒋祖权



前言:文革不是一天炼成的
   文革之前有土改运动,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肃反,反资,反右,整资整社(反五风,反五股黑风)等等运动。尤其是斗地主,给地主定罪,但不直接枪毙,先让大家都来斗一斗,大家手上都沾点血,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这些运动一边不断推动着全民斗争走向文革,一边等待着1949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长大。
   因为文革之前,不仅需要各种各样的运动,来不断进行政治小白鼠试验和煞费苦心演练,也需要等待在高呼万岁中出生的那一代人长大,那是注定要被狂热利用的一代人。不等这一代年轻人长大,发动老人小孩是文革不起来的。文革需要比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更广阔的土壤,需要大量年轻狂热大脑,需要时间进行反复试验和测试。
  文革之前的胡风事件,就是政治小白鼠测试的经典案例,胡风事件的试验结果表明,很多人可以出卖灵魂。

(一) 文革之前的胡风事件
   胡风评述开国大典:时间开始了!——这句话堪称经典。
    胡风(1902——1985)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1929年,胡风去日本留学,后来因为组织抗日团体被驱逐出境,回国后与鲁迅交往密切。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主编《七月》。1949年后,胡风后任《人民文学》编委。1954年,胡风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在文艺理论上表达了他的观点,对改进文艺工作提出了他的看法,然而胡风却因此被捕入狱失去了自由,并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涉案人员达2100多人。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会议,将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中开除。

    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主持会议,他说:“胡风集团以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陈伯尘报告了胡风的罪行,要求把胡风从革命阵营里清除出去。在会议上发言的一共有26人:欧阳玉倩、叶圣陶、梅兰芳、李伯昭、吕骥、刘开渠、夏衍、李希、陈沂、吴组缃、孜亚、冯雪峰、张天翼、曹禺、鲍昌、陈荒煤、吴伯萧、袁文殊、方纪、艾青、冯至、吴雪、阳瀚笙、田汉、洪深、陈其通。

    其中,大教育家叶圣陶说:这种两面派的阴谋手段,是跟《联共布党史》里讲的托洛斯基相比,可以说是丝毫没有区别。他们的目的也是相同的都是企图颠覆人民政权,让反革命复辟。胡风反D集团的活动跟美蒋特务机关的罪恶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必须把胡风清洗出去。

   其中,大作家夏衍说:彻底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是我们革命事业一个伟大的胜利。这等于从我们的身体上割掉了一个足以致命的毒瘤。阶级敌人一刻也没有睡觉,他们处心积虑得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缺口,他们在磨我的刀,窥测方向。在此我想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伟大战士伏契克的一句话: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夏衍和胡风是20多年的老朋友了!老朋友!

  其中,作协副主席冯雪峰的发言,是从分析胡风和鲁迅的关系开始的,揭发胡风挑拨鲁迅和茅盾的关系,鲁迅和周扬的关系,鲁迅和夏衍的关系,从历史上找到了胡风的反革命证据。最后他说:今天的会议,应该作出决议,首先把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清洗出去,撤销一切职务,并建议政府依法处理。冯雪峰成为建议法律处理胡风的第一人——冯雪峰的建议,不仅用到了胡风身上,最后也用到了自己身上。

  其中,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吴伯萧说:反革命分子胡风,走也好,滚也好,割下头颅抛掷也好,我们再也不会上当了,我们必须彻底清查这个反动集团的底细。

  其中,翻译家冯至说:他们的策略和战略,他们的组织和手段,简直和蒋匪帮,美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间谍没有两样。

    公开批判之后,各界名流为了表达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强烈愤慨,纷纷发表署名文章,对胡风进行更加深入的批判:

《请依法处理胡风》——作者:郭沫若(无论批斗谁,基本都参加)

《揭下胡风派的骗人外衣》——作者:茅以升(钱塘江大桥主持设计建造者)

《看穿了胡风的心》——作者:老舍(代表作:骆驼祥子,茶馆等)

《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作者:冰心(谢婉莹1900——1999)

《必须彻底打垮胡风集团》——作者:巴金(1904——2005)

《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作者:曹禺(1910——1996)

《个人野心家永远是我们的敌人》作者:焦菊隐(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戏剧家,翻译家)

《胡风——阴谋家》——作者:田间(被[闻一多]称赞过的诗人)

《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作者:侯外庐(国学大师)

《缴下胡风的剑》——作者:高玉宝(小学课本里有他写的——半夜鸡叫)

《拥护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清除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决议》——作者:程砚秋(京剧四大名旦之一)

《我们绝对不能容忍》——作者:陈垣(被称为与[王国维]齐名的学者)

《敌人在哪里?》——作者:丁玲(1904——1986)

《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作者:丰子恺(画家,书法家,翻译家)

《我的愤怒已达极点》——作者:赵丹(演过林则徐)

《赶快从人们队伍中清除胡风》——作者:林巧稚(1901——1983)

《坚决反对胡风集团的罪行》——作者:剪伯赞(历史学家)

《胡风和胡适“异曲同工”》——作者:冯友兰(哲学家)

《决不容许胡风继续欺骗人民》——作者:钱伟长(科学家)

《胡风——蛀墙脚的白蚁》——作者:马思聪(音乐家)

《坚决镇压胡风》——作者:常香玉(艺术家)

《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作者:于伶(剧作家)

《工商界人士应该警惕》——作者:王光英(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之兄)

这里节选几段文化名人的激扬文字,听听真实历史的残酷声音。

《请依法处理胡风——郭沫若》:今天对于怙恶不悛,明知故犯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在这样的认识上,我完全赞成好些机构和朋友们的建议,撤销胡风担任的一切公共职务,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恶鬼的画皮是容易迷惑人的。今天画皮已经剥去,难道谁还那么愚蠢,要对恶鬼自始至终保持他的忠贞吗?——那是国法所不能容许的事。——彻底醒悟过来,忠于人民祖国,不要忠于恶鬼胡风。

《看透了胡风的心——老舍》:原来胡风并不只是心胸狭窄,而是别具心肠。原来他是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特别是共产党,都看成敌人啊!他的文章里引证了多少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名言呀,可是他要用钢筋皮鞭毒打党内作家和进步作家,杀人不见血!这是什么心肠呢?我猜不透!我只能说,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

《敌人在哪里?——丁玲》:敌人在哪里?敌人就在自己的眼面前,就在自己的队伍中,就在左右,就在身边,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胡风原来就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装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混在我们里面,口称朋友,实际上那个包藏着那末阴暗的、那末仇视我们的鄙视我们的,恨不能一脚踩死我们的恶毒的心情,进行着组织活动的阴谋家。

我们的敌人在哪里?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特务在那儿放了炸弹。在美国空投特务罪证展览会上,我们看到过藏在手套背面的**。现在,在我们文艺的队伍里也出现了。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胜利,我们祖国的前进而忽略了埋伏在我们左右的敌人。

《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冰心》:我看了这些话使我的心眼突然雪亮了,他是在和我们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啊!现在不容许胡风再装死了,我们要把他从我们的队伍里清理出去,清除出去。

《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D集团——巴金》:胡风集团已经不是小集团,而是反D、反人民的反动集团了,他们一直带着藏刀的面具敢那些不见伤的阴谋勾当。我们要完全揭穿他们的假面目,剥去他们的伪装,使这个集团的每一个分子都从阴暗的角落里钻出来,放下橡皮包着钢丝的鞭子和其他秘密武器,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向党和人民投降。

《胡风,你的主子是谁?——曹禺》: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胡风这样的恶人!这样狠毒,这样阴险,这样奸诈,这样鬼祟,这样见不得阳光,人坏到了这样的地步,真是今古奇观!

胡风和胡风集团的分子们你们听着!你们必须老老实实向人民投降!你们必须老老实实交代出来你们的主子是谁?如果台湾之音所代表的,不是你们的主子,那么,你们还要明白交代,另外的什么反动势力是你们的主子?——我们要追,追问下去,不说出来,人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955年5月16日胡风被捕,5月18日全国人大才作出逮捕决定。胡风在看守所被隔离3个月,后来被单人关押到监狱,直到1965年底才正式宣判。1965年11月26日法院才正式对胡风做出判决,胡风获刑14年,由于已经服刑10年,余下4年监外执行。1965年胡风出狱,1967年第二次被捕入狱。1978年胡风出狱,1980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1985年胡风病逝。1986年胡风第二次平反。1988年胡风第三次彻底平反。至此,胡风案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平反。

正如1986年1月15日,时任文化部长的朱穆之,在胡风追悼会所致悼词中说出的:对于他的意见是完全可以和应该在正常的条件下由文艺界进行自由讨论的,但是当时却把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夸大为政治问题,进而把他作为敌对分子处理,这是完全错误的。

今天,透过多年的回避与掩盖,探究一种特色病毒对人性的残酷影响,感受很多人失去人格的悲催后果和惨痛代价。但是谁能知道,还有多少更大更悲惨的人祸灾难,还在继续掩盖之中?谁能知道,继续掩盖过去的历史事实和残酷真相,会给今天及今后的中国带来了多大的危害?谁能知道,那些丧失的人格,那些出卖的灵魂,那些迷失的人性与理智,是否还能救赎?

当年对胡风的政治迫*害,实际上也是后来文革举国政治迫*害的一次演练测试。   

透过[胡风]看历史,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在人治时代的道路上,注定走向文革之中的。


(二)文革是怎样开始的

文革就像一场大水,不识水性的人,最先被淹没,水性一般的人,也只是多了徒劳挣扎。一些放水的人,最后也被水呛死,一些推波助澜的人,也一样被水浪卷走。
文革这场大水是怎样开始的,绕不开两个人。

一位是吴晗,历史学家。搞历史的人,首先在历史中迷失了。1946年吴晗写文章,痛斥独裁与专制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际,自绝于人类的反民主的反动政治。吴晗骂完政府,并没有遇到什么风险,回北平到清华大学继续任教。1960年吴晗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吴晗和邓拓与廖沫沙用[吴南星]这个笔名,在《前线》杂志发表杂文《三家村札记》专栏,匡正时弊。  1965年11月,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攻击毛主席,反D反SHZY的毒草。 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自此,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1957年发起的[反右]运动中,吴晗积极响应,导致许多民盟领导人被打成右派。任北京市副市长时,吴晗滥用权力,破坏北京城的古建筑,甚至盲目挖掘十三陵。  五七反右时吴晗整别人,文革之中吴晗被整到家破人亡,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其师胡适叹吴晗可惜,说吴晗走错路了。不知历史如何定义胡适所说的[错路]呢?这究竟是什么路呢?连历史学家都走不好。

另一位,是曾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 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这时,身为人大委员长的刘少奇插嘴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对大跃进以及十五年赶超英国等提出不同意见,最后被升级成[向党进攻],毛泽东决定打倒彭德怀。斗争彭德怀大会,刘少奇是主持者,不久前刚当上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说了一句很刻薄的话:[毛主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毛主席要是能反,我早就反了,要反也轮不到你来反!]——不知这句话是否成为毛泽东后来必须打倒刘少奇的一个诱因。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通过深入农村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对大跃进给国民经济,给广大农村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断,否定了毛泽东关于大跃进是九分成绩,一分错误的评价。刘少奇沉痛地说:[应该把我们这些年来犯下的错误,对老百姓欠下的债务,血泪的教训,刻成碑文,立在全中国每一个县委的大门口,立在每一个地委的大门口,立在每一个省委的大门口,直至立在中南海大门口,让我们的子子孙孙牢记我们的错误和罪责,保证世世代代绝不重犯!]

—— 然而在对彭德怀的问题上,刘少奇却指出了彭德怀的两大罪状:[一,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搞小集团,搞彭高联盟。二,他们的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刘少奇给彭德怀的定性是:[他背着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搞阴谋。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军阀作风的彭德怀整过别人,最终注定整不过文革,1974年命丧北京。

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即五一六通知)。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后连续发表社论,把《五一六通知》内容捅向全国,从此,举国耗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里没有指名点姓,但锋芒所向主要针对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这张大字报标志着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争斗的公开化。8月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本人很快就成了被斗争的靶子,他终于也尝到了人治的滋味,于1969年被折磨致死。——文革这场大水,也由此一步步冲向了举国泛滥。

——文革这场大水,吞噬无数生命。大水冲了龙王庙,最后一家人都不认一家人了,中国人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年代,投入进了一场规模庞大的自相残杀。
——而在某人心底,也许只是为了打倒一个人而已。


(三)文革之中
   自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的十年文革之中,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从在校学生到退休老人,都有被揭发,被诬陷,被批斗,被打倒,被打残,被打死的机会。文革之中有上百种五花八门,登峰造极,空前绝后的罪名,总有一款适合你。一句话,一个表情,都可能会成为一种罪行。
  文革之中,南疆一单位组织人们向毛主席表忠心,职工李亚长说:[我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活,我活,毛主席死,我死,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铁打江山。]因为这句话,他被定成为[反革命罪]。
   文革之中,湖南道县,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炸药包,点燃导火索,让这12个人坐[土飞机]。随着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飞来,有几个被炸断了手脚,炸掉了屁*股的,还没有死,痛得在地上乱滚,这时民兵们一涌而上,用锄头、马刀将他们彻底消灭。
  文革之中,师生同事之间,亲朋故友之间,夫妻父母子女兄弟之间,相互检举胡乱揭发,公开诬陷残暴迫*害,置人于死地之举,在此十年之间,变得习以为常。
文革之中,有些随声附和的人,也只是保了一时的太平,一样躲不过各种突如其来的人祸。有些助纣为虐的人,也只是暂时得势,最后也难免落入自己挖过的陷阱。
文革之中,谁敢站起来保持独立的人格,谁敢站出来维护生存的尊严,绝对只有死路一条。人性道德的底线,在文革之中被彻底摧毁。
  曾任人大委员长和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当之无愧是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之中,最具说服力的人物。
  文革前,刘少奇曾经主持批判过彭德怀。文革一开始,刘少奇又主持批判朱德。
文革之中,极力主张[不要法治要人治]的刘少奇,在尝尽了人治的滋味之后惨死,而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万8千多人。
当然,一些积极参加批判彭德怀和朱德的人,在文革之中也遭到了同样的批判。
  文革之中,学贯中西的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作家杨朔,女钢琴家顾圣婴与母亲和弟弟,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等等,众多文化名人,不堪忍受屈辱与折磨,为了维护尊严选择自杀,愤而离世。
   文革之中,从美国回来的老舍也选择了自杀。1966年8月23日,老舍先生和其他28名作家及京剧演员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了几个小时。1966年8月24日夜,曾经一马当先,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丁、陈反D集团],批判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右派的老舍,写了《骆驼祥子》《茶馆》《四世同堂》,写过《看穿了胡风的心》《都来参加战斗吧》《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的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
  文革之中,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学生,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也跳楼自杀。罗广斌曾经被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那时他坚持了一年多并活了下来,而文革之中,他只坚持了六天。
  文革之中,陈布雷之女陈琏也选择了自杀。(陈布雷,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蒋介石的文告和演讲大多出自其手。其文: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曾被广为传诵。其女陈琏,中共*党员,1947年被捕,1948年经陈布雷保释。1948年11月,陈布雷自杀)。陈琏怨叹父亲走的是幽明异路,时隔19年之后,1967年11月,陈琏跳楼自杀。
   文革之中,和平解放北平的第一功臣——傅冬菊(傅作义之女),也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揪了出来,遭到残酷批斗。文革后,傅冬菊晚景凄凉。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被傅作义召回中国大陆,在文革之前的反右运动中,傅作恭与3000多名右派分子一起,被押解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在那里有2500多名右派分子被活活饿死,其中就有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 1974年傅作义病死北京,不知其临终之前曾有何感想。
  文革之中,最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是陈伯达,1970年九大后第一个被扫进秦城监狱的也是陈伯达。
   文革之中,起草第一张大字报的是康生,1978年被第一个开除党籍的也是康生。
  文革之中,第一个从局长级提升为政治局委员的是江青,1980第一个被押上审判台的也是江青。
  文革之中,拼命整死[接班人刘少奇]的是林彪,1971年[接班人林彪]又不明不白地死了。
  文革之中,曾经热血沸腾,斗私批修的红卫兵小将们,1968年后被上山下乡运动淹没,文革中上山下乡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其中有很多女知青惨遭凌辱。
  但是,也有很多幸免于文革的人物,像郭沫若这样的文化人,在文革之中就安然无事。
   1967年 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之后,感觉到意犹未尽,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5月,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批邓。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郭沫若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骂四人帮。学术上的东西,郭沫若都写进了《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人格上的东西都写进了文革。如今像他那般做学问的越来越少了,而像他那般做人的却更多了。

还有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在文革之中也安然无事。
大跃进之中,他三次论证亩产万斤,为粮食卫星提供科学依据。文革之中,他为确保卫星能唱《东方红》而砍掉了实验项目。改革之后,他论证人体科学,用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的骗术都是真的。有人说他用党性而不是用人格为特异功能担保,还是留了一手的。其实,一位科学家,连续三次鼓吹亩产万斤之后,还有什么人格。
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有的人今天依然健在。身体虽然安好,良心始终不知,奴性还能自动升级,人格注定早已不在。

文革的尾声,也是令人啼笑皆非

     1976年毛主席治丧期间,通知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山西万荣有一家正好赶上儿子结婚,那时办喜事都提前采买肉菜,豆芽,豆腐,粉条等等,即便一家一家通知亲朋改期,买好的菜蔬也没法等,那时没有冰柜冰箱也无法冷藏冷冻,文革年间吃喝困难,这家人只好硬着头皮办喜事。婚礼两天后,公安局来人,逮捕了这家父子。文革之中逮捕人犯都要游街示众,胸前挂一个大牌子,写上罪名,公安局讨论这两个犯人的罪名时,有说叫[随便娱乐犯],有说叫[破坏悲痛犯],都觉得不合适,最后大家决定,政委文化水平最高,政委拿主意吧!政委果然不负众望,牌子制作完成,这对父子牌子上的罪名非常醒目——[幸灾乐祸犯]

文革就是这样疯狂的,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文化大革命把大家共同组成了一个互相残杀的圈子。
最后上面的人说,下面的人干的事情不能都由我们上面负责,下面的人说,要我们下面的人负主要责任不合理。
一上一下,如此一配合,文革的灾难和罪责就这样无耻地放过去了。
——谁能知道,这对将来的中国会带来怎样的后患。


(四)文革对中国的影响
   今年是2016年,距离1966年——整整50年。
50年前,中国内地一场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因为一个人发了疯。
   十年文革之中,有多少人自杀?有多少人被杀?至今无法确认。《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被毁。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
    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
  文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困惑和耻辱,同一个宣称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将永远难以对称。


   如今那个疯狂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年代的病症已经好了。
在赤裸裸展露人性中最丑恶自私的极端疯狂之后,文革对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影响,50年以来一直在延续之中。

   我认为:文革开启了中国的全民互害模式,文革之后,互害模式进入到社会各行各业。文革开始后的50年里,中国从全民[政治互害模式]变异升级到全民[经济互害模式]。
    1949年以后,随着各种人造运动的不断发明更新,随着各类阶级斗争的不断发展扩大,人们开始相互揭发,相互批斗,公开诬陷,大量编造各种无端罪名,人们主动如痴如醉,丧失人格于无形之中,扭曲人性到灵魂深处。最后终于升级成为疯狂的文革,也注定升级成为疯狂的文革。
  历史上,皇权时代的中国也是人治社会,每隔一段时期就要改朝换代一次,每临改朝换代也都注定有一场残杀。
   皇权人治时代,就是今天你杀我,明天我杀你,你方唱罢我登场,唯一的公平就是天下可以轮流抢,大家可以相互杀。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从秦末杀进三国,一路杀过魏晋南北朝,出隋入唐。
到了宋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削弱武将,免去了一场自相残杀,之后换来举国被蒙古屠杀。
   然后朱元璋再举兵杀蒙古人,然后李自成再举兵去杀朱元璋的大明。
  后来满清又把中国杀了个遍,接着洪秀全又杀遍了半个中国。
  俄国人也杀进来过,日本人也杀进来过,他们走了之后,中国人接着继续相互杀。
——这个杀来杀去的时间虽然很长[上下5000年],但整个过程和方式始终简单明了。
我把它称为[循环互害模式],历史上简称恶循环。

   历史上的中国,单纯依靠互相杀来杀去,当然不可能找到公平公正的生存方式,但是也没有冲破人性道德的最后底线。
   那时的政权还是打算传给皇家子孙后代的,权力与财富的占有者们,也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长期世袭为荣,那时还没有像今天如此这般,把财产和家属转移出这块土地。皇权时代对人性的破坏,还是控制在一定道德底线范围之内的,所以太平天国才能被剿灭,义和团也没能发展成ISIS。

    1949年之后,中国历史这种简单明了的[循环互害模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迅速增加了很多必须相互残害的规则——统称为阶级斗争。
发展到1966年终于形成一个全新的互害模式——我把它称为[政治互害模式],历史上一直点到为止——简称为文革。

  文革的出现,是中国几千年人治时代,开始失去道德底线和人性控制的标志。
十年文革,如此亿万人之间的互相诬陷迫*害,如此任意胡编乱造的大量罪名,如此赤裸裸进行的残酷屠杀(官方统计以反革命罪被处决的就有十几万人),在人类历史之中也是首次出现。
  文革的出现,是中国几千年人治时代,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后,没能纠正历史发展方向,没能改进社会管理方式的必然人祸。
十年文革,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从此,开启了中国大陆的全民互害模式 ,文革虽然在1976年宣告结束,而这种在文革之中丧失了道德底线的互害模式却没有结束。
  文革之后,这种[政治互害模式]开始变异,开始升级,开始进入到中国内地的各行各业,进入到房屋道路桥梁的建设之中,进入到食品加工,服装加工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之中,进入到药品之中,进入到水源之中,进入到空气之中,进入到每个人的呼吸之中,达到了全面覆盖的程度。
——这种防不胜防的互害模式,我把它称为[经济互害模式]。

使用苏丹红,三聚氰胺,地沟油,瘦肉精等有害物质的人说,这些食品有毒,我不吃,卖给别人吃。
使用甲醛,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的人说,这些衣服可能致病致癌,我不穿,卖给别人穿。
偷工减料的开发商说,我建的这些房子有问题,我不住,卖给别人住。我修的那些桥也很危险,我不过那些桥,让别人走。
医生说,过度输液降低免疫力,损害肝肾,大量使用抗生素有风险,很多高价药品的疗效一般,很多身体检查其实根本不需要。

梦想多难兴邦的中国,在经过了文革那种放弃人格,丧失人性,不惜置他人于死地的全民[政治互害模式]之后,又开始升级进入到了全民[经济互害模式]里面。
五十年里,在这种只顾自己暂时利益,不管他人是死是活的互害模式之下生存,即使人们的物质和肉体侥幸保持完好,也都注定了精神与人格的缺失。
人治社会一旦失去道德底线,注定更多的互害模式变异与升级。
——只要根源还在,危害就会继续。

  中国从古代的[循环互害模式],到文革的[政治互害模式],到今天的[经济互害模式],这样一路继续升级发展,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将几千年来各种不同互害模式合为一体,同时用在某个时代的人身上。
   今天,回顾这肉体与灵魂从疯狂到麻木的五十年,从文革的诬陷揭发,批斗杀害,丧失人性道德底线开始,到后来的举国拜金,唯利是图,丢失诚信。
  从食品有毒,奶粉有毒,到每一口呼吸的空气都被污染。从集体围观跳楼自杀,到冷漠对待6000万留守儿童和大量弱势群体,等等皆必然全民互害之中。
——试问如今谁人不在其中?试问将来谁人能够幸免?

  今天,回顾过去那场残害了几代人的文革,其实也是在祭奠今天残缺与迷失的自己。任何一种病症,灾祸和危险,只要根源还在,危害就会继续存在,还会不断升级成各种灾难模式,还会继续带来更多的互相伤害。

文革之后谁是赢家

文革之中,只有一个人得到了胜利!当那个人死了,文革也随之停工了。那么文革之后,谁是赢家?

文革之后,很多被打倒的人,都得到了平反,但是很多被平反的人,早已不再人世了。于是,一些先批判别人,后来又被人批判,但最后活着平反的人,重新主宰了文革之后的政治舞台。他们都很清楚,文革是个什么东西。他们也很清楚,身边一起平反的同事战友,上下级领导,都是什么样的人。经过文革,彼此丑恶灵魂相互暴露无遗。所以,他们是最早对自己标榜的事业不再抱任何希望的人,这也是他们相互心知肚明的秘密。他们也清楚意识到,阶级斗争搞到文革,已经把中国不同阶层的绝大多数人都变成了同一个阶层——[现代流氓阶层]。随着组建这个流氓阶层的[总头目]的死去,平反之后掌握政治舞台的人,就成了[现代流氓阶层]的新代表。这些人因为急于接盘,注定要掩盖文革的罪恶尤其是罪因,所以要把总头目的老婆推出去,通过这样一个女人,把文革的卷子交了。由此可见,[现代流氓阶层]的新代表们,基本得到了死去的流氓总头目的真传。暗出于黑而酷似其黑,这就已经足够他们摆弄文革之后的残局了。

文革之后,他们要做的就是尽量稳住这个残局,他们要让这个残局里的所有人,通过一种改革的方式,继续相互折腾起来,然后他们从中渔利。文革之后,他们所做的就是尽快掏空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最后耗尽所有资源,只有奴性文化,普遍缺失道德,集体走向绝望,没有机会后悔!好让他们的子女后代安心海外富贵生活。所以,现代流氓阶层中的权贵,大部分都为自己的子女,打通了去往西方国家的通道。那些把子女推上文革后政治前台的权贵家族,在幕后权贵家族眼里,只是一帮官迷。但是,在幕后权贵家族眼里,这样的官迷也不能没有。在他们转移贪赃,转移子女的过程中,需要这样的官迷替他们站台。一旦残局失控,一旦真相败露,也需要留下这样的傻瓜,来满足愤怒民众发泄之用。

那么,这些幕后权贵是胜利者吗?也不是,他们的家属子女不过是输出给西方国家的垃圾人,携带贪赃的垃圾人。
对保护这些贪赃垃圾人的国家,这是退回庚子赔款建立清华大学之后一个洗不掉的污点。那么,得到中国大把援助的那些讨饭国家是胜利者吗?也不是,讨得大笔援助的那些国家是发展不起来的,这种不明不白的政治交易资助,只会腐化那些国家上层建筑。

文革之后的中国,是一个从[全民政治互害]进入到[全民经济互害]的国家。是一个有核弹和三峡的国家,是一个随手就能制造雾霾的国家。是一个大批文人商人政客普通人,都同属于一个[现代流氓阶层]的国家。是一个权贵窃国卖国,贫民期待重新文革打砸抢的国家。这种状态下,没有什么胜利者,大家都是失败者。这种状态下,文人丧失人格, 政客丧失人性,商人不需要良心,不必负什么社会责任,只要能发财。这种状态下,重新拾起人格,坚持保留人性的那部分人,也注定要面对一个失败的现实人生。

这曾经是一个几千年都没有新思想的国家,但这并不是最可怕。如今这是一个只会扭曲新思想的国家,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可怕。有些人天天践踏法律,也能成为法律的代言人。有些人天天对放火者呼吁,快来救火呀,也能成为公知。

近百年前,地痞流氓阶层喊着革命口号,逐步成了革命的主要力量,逐步消灭和同化了中国社会其他各阶层。近百年后,权贵流氓阶层表演金蝉脱壳,其他流氓阶层也都只顾追逐个体利益。这个时候,民主又一次站到了中国的窗口。

全世界都知道,民主绝对还不是最好的方式,但绝对不是最坏的方式。因为民主是一种可以不必通过杀人,就能不断进步的方式。民主的进步思想,一百多年前就进入中国了。因为这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根本不存在一个适合民主生长发育的社会阶层。所以中国的民主思想,始终是一百多年前的那粒种子而已。

想当年,洪秀全喊着天下都是兄弟姐妹,均贫富的口号,干了自己想干的事。接下来,毛秀全喊着解放全天下,当家做主人的口号,也干了自己想干的事。在一个几乎没有理性空间的环境下,可以艰难普及常识,反思罪恶,培养理智!也可以喊着实现民主法治的口号,轻松干那些跟以前一样的事!就酱。

文革之后的底线

十年文革,是一场全民政治互害运动。总体上是多数人打倒少数人,具体上是很多人打倒一个人。文革之后,这种全民政治互害运动停了下来,也是实在搞不下去了。但是这种互害模式可没有停下,而是继续升级变异,进入到中国大陆经济生活各个领域。

文革之后,是一场全民经济互害运动。总体上是少数人坑害多数人,具体上甚至是一人就能坑害众多人,摧毁众多家庭。比如有问题的奶粉!比如有问题的疫苗!文革之中的互害模式都是公开诬陷迫*害,是赤裸裸打杀砸抢。文革之后的互害模式都是暗下黑手,而且很多坑害还没有被发现,很多坑害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比如偷工减料的桥梁!比如易燃易爆的仓库!文革之后的全民互害,隐藏在经济生活各个领域。一人投放三聚氰胺,不知坑害多少家庭!已经曝光的问题疫苗和还有多少没曝光的?这种坑害表面上是一人害大家,归根到底是大家害大家,害到无路可退,大家注定平摊。

有人说,你把文革已经说得很坏了,怎么把文革之后说得更坏了?这很简单,因为文革之中是公开互害,并且文革政治互害几十年前已经部分买过单了。但是,文革之后的经济互害是防不胜防的,受害者可能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人造灾害]是什么?也不知道谁会在下一批受害者里?

有人说,文革之后,中国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这些成就如何解释?那就说一说,汽车,飞机,电脑,互联网,外加苹果手机,哪一样是中国的成就?哪一样也不是吧。这些都是其他国家的科技成果,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直接走在其他国家铺好的路上,怎么好意思说超过别人了呢?文革之后几十年,所有的经济发展成就,都是因为直接引用其他国家的进步科技,直接抄了人家的作业,与什么总设计根本没有直接关系。中国宋朝没有总设计,经济贸易照样世界第一,这说明对经济贸易只要不捣乱,就是最好的设计。穿着极权专制的破鞋,走在别人铺好的追求全面自由的发展道路上,也就只是前几步能跑得快点,后面注定要摔沟里的。

有人说,不要再提文革了,文革不可能被重启的!这话说到关键了,文革确实无法像过去那样启动了!文革之后的几十年经济互害,储存了巨大的社会积怨,这些积怨一旦积累到失控的局面,就会转为公开爆发。如果出现公开爆发,绝不是要开启下一个漫长的文革,而是会用文革情结来一场急促毁灭,很可能短短几十天就打杀砸抢搞完了。

这种结果有没有可能?这要看经济互害的过程是不是一步接着一步?从危害个人生存空间,到危害每个人呼吸的空气!这种结果有没有可能?这要看互害灾难是不是一个接着一个?从奶粉到疫苗,继续没玩没了!摧毁更多家庭!
这种结果有没有可能?这要看整个社会到底有没有一个最后底线?从失去青春到失去健康!从失去孩子到失去未来!从失去信仰到失去思想!

如果这些都能眼睁睁看着失去,还有什么底线?  

文革之后的民主

文革是一场不要人性,要人命的政治运动,发动者和积极参加者,都有个人目的。很多参加者喊着万万岁,成功借力上位,至于打倒谁,根本无所谓。发动者听见万万岁,也想借力搞掉某个人,双方相互需要,所以相互给力。

十年文革,无耻感染了整个国家。文化名流们相互诬陷攻击,人格丢了一地。革命家们相互揭发批判,斗到你死我活,演成人鬼不分。红卫兵们从小统一洗脑,打杀砸抢,出手狠毒。而那些保持独立人格,坚守人性底线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后来,当文革的发动者升天,文革的参加者停手,很多活下来的人也都相互看清了彼此,彼此都不干净。那就这样吧,既然大家注定要掉进同一个河沟,都是因为同一个原故湿了身,那就谁也不要再说谁了。能摸鱼的就去摸鱼,能抓虾的就去抓虾,对外统一口径,就说是在摸石头。于是这个国家经过土改杀掉百万地主,发明大跃进饿死不知多少人,通过十年文革炼成了一个流氓大国,再转向玩弄经济下岗千万工人,最后终于崛起了几百个权贵家族。折腾了近百年,又回到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原点,但是新土豪的财富可不像当年地主资本家那么简单,权贵新土豪们精通乾坤大挪移,账户海内外,哪怕[和珅]再世也望尘莫及了。如果这些升级版的和珅都跑了,那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好事,结果却是一部分逍遥海外,轮换另一部分继续浑水摸鱼,还摆出了一副不啃光不会放弃的架势。

文革十年政治运动,害了无数人命和人性。文革之后翻身的,是曾经被打倒的少数人,接下来三十多年经济运动,得到利益的还是少数人。大多数人贡献了三十多年,得到的是养老不能靠政府,雾霾自己买口罩的报应。举国政治投机的结果,文革应该是阶段顶峰,举国经济投机的结果,雾霾只是一个暗示。如果继续这样举国经济投机下去,注定要比文革损失还多。

有人提出中国所有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民主。但在当今中国,到处可以看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口号,当今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口号国家。有人反驳这不是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是一人一票。
那如果斗地主当时一人一票,算不算民主,因为投票结果肯定还是斗地主,这个结果肯定没有任何悬念。地主们能占几票啊?注定要被枪毙。我假设地主也会投赞成票,赞成枪毙自己来换取家人活命,因为那时的中国地主还是一个具有人性的阶层。
那如果文革当时一人一票,叫不叫民主,这个投票结果肯定更没有任何悬念了。只不过那时不习惯用选票,习惯用手写的大字报。积极跟风的人在文革中都能被整死的,更不要说投反对票的,那注定死得更惨。就算文革真的经过一人一票来决定嗨与不嗨,举国能有几张反对票呢。如果民主就是一人一票,太平天国选出来的注定还是洪秀全,红卫兵选出来的注定还是红太阳,肯定是这样。因为枪杆下就算给你一人一票,也不会有其他结果,所以也没必要给。

一百多年来,西方民主传播到中国的那粒种子还是种子。中国播种的是三十六计转基因民主,浇灌了前苏联指定的外来肥料,结果就是现在的结果。从这方面讲,中国真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一个带着内外病毒,实践在民主道路上的国家。因为到处可以听到,可以看到,可以百度到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的概念,上上下下都在宣扬民主法治的精神。枪杆下的民主,也注定只有这样的模式了。这就是中国式的民主,走在依靠枪杆的阶段。什么时候放下枪说话,什么时候才能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不靠枪杆的阶段,但是一人一票也绝不会一下子就步入文明。因为还有自动成瘾的病毒文化,还有千年常用的三十六计,所以注定还要走上一段[钞票换选票]的民主阶段。等走到花钱买选票的民主阶段,肯定要比枪杆好多了。这方面对比民国第五任大总统曹锟,人家有枪却能做到不用枪,花5000元一张买选票,看来民国的境界真不是一般的境界。中国大陆什么时候能超过民国这种境界,什么时候才可能接近真正的民主社会,现在离那个境界还远得很呢。

中国的民主,不经过靠枪杆搞不成,靠钞票搞不好的两个注定阶段,不去掉传统恶习,是不可能理解民主的。就算大家都投票赞成扶起倒地的老人,赞成票超过99%以上,实际还是没有几个人去扶的。何况中国还有一个从政治互害升级到经济互害的文革情结,这个情结一直悄悄住在中国广大平民的心田。除非是十三亿都能变成吉普赛人,都能流浪到美国去,真这样了,那美国也没法民主了。

最近我写《中国会在哪里转弯》时,预估中国要等到人口普遍老龄化,才可能转弯。老到普遍扛不动枪了,就不得不放下了,老到普遍走不动路了,就只能选择理智了。但这也有个先决条件,就是需要不平静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能够始终保持情绪稳定。如果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没等国人老到普遍走不动,就因为[去产能]或是其它原因,提前崩溃了,那么就可能连锁触动中国另一个不平静的市场——文革市场。

这个文革市场如果被再次触动,就不会像大字报那样文明了,一旦爆发也不可能有十年那么长了,也许要不了几十天就打杀砸抢搞完了。因为目前中国大陆除了少数极度富有的人属于权贵流氓之外,举国普遍属于同一个[现代流氓阶层]。这个定性就不要谦让了,尝尝有毒的食品,吸吸有毒的空气,看看河里的垃圾,数数每年丢失的儿童,点开围观跳楼和校园暴力的视频,一个国家现实的状态已经无声说明了举国民众的心态。

对文革之中丧失的人性,一直都不能反思罪恶,一直都不能还原历史,又把文革的政治互害模式,演变成几十年的经济互害模式,又怎么可能理解民主的理性。

历史正在二度轮回

一百多年前,太平天国第十年,大清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引进西方科技的洋务运动。

经过30多年经济发展,大清走到了命中注定的甲午(1894年),大清被政治经济同时改革的日本击败。大清洋务运动的标志性成果,亚洲第一舰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单凭洋务经济改革一条腿发展的大清瞬间被打残,1900年八国联军又打进北京,连续的失败与打击,让大清终于意识到了洋务运动制造再多再先进的枪炮,开创再多再先进的工业企业,也无法实现强国富民的大清梦了。1905年日本在中国境内又给大清上了一课,日本以立宪小国战胜俄罗斯专制大国,大清举国震惊。大清认识到了[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1906年9月1日,大清宣布政治改革预备立宪,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宪政民主制度的尝试!并于1908年制定了立宪九年时间表。在接受西方进步科技和宪政民主制度上,迄今为止,大清是中国历史上实践最多的!但是历史的结果也没有挽救大清注定崩溃的命运。

有人说大清的政治改革太迟了,病入膏肓才决定健身就医,再好的方子也无力回天了。也有人说革命党太急了,砸了大清的锅却立不起新的炉灶,耽误了中国一百多年。可惜历史没有假设,对所有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时代,历史注定无情打断那个时代步入误区的脚步,甚至无情打断那个时代一条腿,宁可让它修养一百多年重新再走一遍,也不会多给一个假设的机会。

一百多年后,文革之后第二年,中国再一次选择引进西方科技先发展本国落后经济的道路。

我觉得山寨大清版的洋务运动,也许是当年政策决定者对慈禧太后的一种致敬。

经过30多年对洋务运动的盗版,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走到了民穷权贵富,以及生存环境污染到每一口呼吸的地步。
对比一百多年前终结洋务运动的那场甲午,环视当今天下,世界主流人道和平,貌似没有外敌威胁今日中国。中国大陆不仅拥有核弹,而且拥有比核弹威力还大的三峡大坝。就算中国有幸被哪个没脑子的外敌击败,也没人敢领养曾经腐化掉蒙古和满清的中国。中国是一个携带自有和外来病毒的国度,虽然能让本国人带病循环发展,却能令外人有来无回。

一百多年后,对比凭借洋务运动一条腿发展惨淡收场的大清,百年轮回,似曾相识,注定令几代人唏嘘。可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大清那个时候年轻了,因为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老人国了,未来往前走一步都要小心,小心自己把自己摔倒。勤换衣服不洗澡的污浊体制,穿新鞋走老路的落后模式,给当今中国带来社会贫富分化,生态环境恶化,不良股票市场,泡沫房产市场,民间文革情结等等严峻问题与危险隐患!每一个问题和隐患都可能超过大清的甲午,任何一次跌倒都不一定能再爬起来。

在这一百多年之间,中国还曾经饱受两个邻国的影响,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苏俄。先是付出巨大代价摆脱了日本的入侵,然后又付出巨大代价走过顺从,对抗与摆脱苏俄影响的历程。相比只擅长政治变革的俄罗斯,相对政治经济同时改革步入良性发展的日本,中国走上了山寨大清洋务运动先发展经济的道路。

一百多年前的大清王朝与一百多年后的大陆中国,落后之时的历史进程都是先搞经济,只不过一个叫做洋务运动,一个自称对外开放,实质都是一条腿发展,都注定会遭遇走不远的困局!但是今天的中国还有时间和机会选择不同的结果......距离举国人口老龄化这个注定会终结所有问题的时刻,十三亿中国人还有一段思考抉择的时间。人人吸毒的雾霾也许就是命运的提醒,不必非要等到遭遇像大清一样的惨痛打击才能清醒吧?

二度轮回看百年,美丑同时发现,善恶艰难分辨,英雄已经不分男女老幼,唯有中国足球输赢坚定,第一肯定输,第二不会赢,天生毫无悬念,却还在继续踢下去,也从未放弃过每一次失败。相比之下,历史还有什么理由放弃其他事物的未来呢(请悲观的人笑一笑吧)。 未来的确有很多悲观的理由,有很多地方甚至还不如骑马射箭的大清,未来也有一个乐观的理由,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麻木......

人生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历史却能反复在同一条路上跌倒。今天的现实已经是一场注定雷同的百年轮回,明天的未来也注定面对百年相同的必然选择。说着说着历史,球都出来了,球不踢不滚,历史也是。

后记:反思历史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如果反思历史就能影响社会稳定,那么,不反思历史就注定会有更大灾难。网友提问:《文革前后》中反复提到,——只要根源还在,危害就会继续存在,那个根源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这个根源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集权与极权的人治模式,和世代传承的奴性文化,与外来病毒思想结合的[三体]。单单破除和改善其中一项,是无法改变整体状态的。在这个体系里,都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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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2 18:22:54 | 显示全部楼层
文革就是一个文化问题,以前曾经发生,当代发生过,以后也一样会发生。
这只是一个权力斗争的代名词。只要我们都以精英的做作作为我们的灵魂,愚蠢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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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12 17:36:26 | 显示全部楼层
有独立思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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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0 20:41:31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看书籍,都是对文革的批判,这种批判是否有点放大呢。其实就如知识青年下乡一样,其实都在无限的放大知青农村之苦,却忽略国家与农民之付出。总之一言,胜者主导一切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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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4 18:51:59 | 显示全部楼层
问题不是问题,楼上两位的观点也符合两方面,一方面是为了改变画饼充饥的一味空谈,一方面是确切存在.
改变是确实的.在认识问题上,就会有相同和不同的看法.
过去和以后,当前应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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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2 22:03:4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浅龙勿用 于 2017-12-2 22:12 编辑

误解与真义:毛泽东"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讲话辨析(节选)

2016-08-04 王小龙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3334b01d2c5cce97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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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与真义:毛泽东"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讲话辨析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年第5期
■作者:王小龙


*本文转载时删除了第四部分 结论

1958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目标在于推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8月24日,在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一段有关法律的讲话。改革开放以后,毛泽东的这段讲话越来越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关注,并以“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的主题概括之。大多数研究者在论及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的法律思想时,都会以这段讲话作为研究佐证。然而,许多研究在引用和理解这段讲话时,却省去了对讲话本身的深入分析,似乎讲话的真实内涵已经跃然纸上,再通俗直白无疑。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一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否真的与这段话的真义相符?或者说,毛泽东所说的“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是否就简单地等于“不要法律”或“主张人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对毛泽东的这段讲话及其深层的逻辑和背后的历史进行全面的分析。

一、对讲话版本的考察
       关于这段讲话,文革中就有相关版本流传,较早地见于《毛泽东思想万岁》等非正式的出版物。由于《毛泽东思想万岁》收录了许多当时所谓的毛泽东的“内部讲话”,许多人在之前闻所未闻,所以一经问世便风靡一时,被各地红卫兵组织争相翻印。但由于它是一种非正式出版物,出版不久,便受到了查禁。 [[1]]因此这段讲话在当时的传播和影响力是相对有限的。改革开放以后,这段讲话有了多个版本的记载,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版本,分别见于丛进的《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和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以下分别称“丛进版”、“施拉姆版”和“李锐版”)之中。
        “丛进版”的记载是:
      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刘少奇插话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的参考。)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制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2]]

        “施拉姆版”的记载是: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我们)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3]]

        “李锐版”的记载是:
      历史唯物论关于上层建筑的问题,一是政权问题,已经解决了。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人民公社是几百好人中夹一个坏人,这就自然专了政。……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刘少奇插话:到底是政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南宁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双反”,报上一登,全国展开。)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1400人的大会(按,指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个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是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4]]

      包括上述“丛进版”、“施拉姆版”、“李锐版”在内的许多版本,主要见于研究者的专著或时人的回忆,而非更权威的出处。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传》等相关权威材料,均未见收录这一讲话。因此,之前关于这番讲话的真实性、可靠性是有争议的。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在全国出版发行,这部年谱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发表了大量过去未编入毛泽东著作集中的讲话和谈话。经查,《毛泽东年谱(1949—1976)》收录了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关于法律问题的这段讲话,这是该讲话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工作部门和研究机构编辑的并经中央认可的文献中出现,也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版本(以下称“毛谱版”),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毛谱版”的记载是:
      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5]]

       通过对“毛谱版”、“李锐版”、“施拉姆版”和“丛进版”的比较,发现四者都共同记载了毛泽东关于“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的论述。其总体上的区别在于:“李锐版”的记载最详细,“丛进版”次之,“施拉姆版”再次之,而“毛谱版”最简略。具体的区别还有以下两处:
       第一,关于刘少奇的插话。“毛谱版”、“施拉姆版”均未记载刘少奇的相关插话,查《刘少奇年谱(1898—1969)》,仅记载了刘少奇“8月17日—30日出席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6]],也未见刘少奇的相关插话。相关插话,在“丛进版”和“李锐版”中都有记载,但内容不同。“丛进版”的记载是“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李锐版”的记载是“到底是政治还是人治?”区别之处是“法治”与“政治”。
       第二,关于韩非子的讲话。“毛谱版”、“施拉姆版”未记载关于韩非子的讲话。相关讲话在“丛进版”和“李锐版”中都有记载,但内容也不同。“丛进版”的记载是“韩非子是讲*法制的”;“李锐版”的记载是“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区别之处是“法制”与“法治”。
       “毛谱版”、“丛进版”、“施拉姆版”、“李锐版”尽管内容有详略之别,但就权威性而言,“毛谱版”为最。其足证毛泽东在1958年确有相关讲话无疑。
二、一些研究对讲话的引用和理解
(一)对讲话的几种引用
       一些研究将“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作为分析1950年代后期毛泽东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材料。但其引用的版本和引用的方式却各有不同,其中一些还存在误用,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只引用毛泽东的“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这句话本身。例如有的研究写道:“党和国家顶层领导人公开表示要‘人治’不要‘法治’,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7]]又如有的研究写道:“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毛泽东继承了专政不受法律约束的思想,认为‘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8]]
       第二,先引用毛泽东的“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这句话,再单句截取引用毛泽东的另几句话。例如有的研究写道:“反右斗争结束一年后,毛泽东就发表了一段‘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不靠刑法民法维持秩序’、‘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的讲话。”[[9]]
       第三,相对完整地引用毛泽东的整段讲话,但不引刘少奇的插话。这种引用方式比较常见,例如有的研究写道:“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在讨论历史上的法家与儒家有关法治与人治的分歧时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10]]
       第四,相对完整地引用毛泽东的整段讲话和刘少奇的插话。这种引用方式最为常见,例如有的研究写道:“在1958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大多数人靠养成习惯……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11]]
       第五,把刘少奇的相关插话误引为毛泽东的原话。例如有的研究写道:“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12]](该研究标明转引自应松年:《法学专题讲座》,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第366页。)
       第六,把刘少奇的插话误引为是对毛泽东的设问。例如有的研究写道:“1958年8月,在一次会议上有人问他: 我们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毛泽东明确回答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上不靠法,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主要还是靠开会、靠决议,实际上靠人。”[[13]]
       由于上述相关研究中的大部分成果都完成于2013年前,故其引用“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讲话时主要来源为“丛进版”、“施拉姆版”、“李锐版”,或是后来研究对先前研究的转引,这造成了相关引用的一些失误。目前鲜见直接引用“毛谱版”讲话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鉴于“毛谱版”讲话的权威性,在研究时应以其为主要分析对象,兼及其它版本,实现综合利用。
(二)对讲话的几种理解
       一些研究在引用“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的讲话后,对讲话有这样几种理解:

       第一,认为毛泽东“崇尚人治”。例如有的研究认为:“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具有典型性。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摈弃法治、崇尚人治的思想发展下去,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14]]又如有的研究认为,这一讲话表明“党内轻视法治,重视人治的观念在一些领导人头脑中滋长起来。”[[15]]
       第二,认为毛泽东陷入了“法律虚无主义”。例如有的研究认为:“这说明,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受法律虚无主义和人治思想的影响。”[[16]]又如有的研究认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并非是法律虚无主义者,而且其法律观念也是同民主政治相结合的。但在他晚年,却轻视甚至否定法制。”[[17]]
       第三,认为毛泽东对法律重要性的认识降低了。例如有的研究认为:这一讲话,“对群众路线、对依靠大多数的思想,是有道理的。对法律的认识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的国内气候,因而显得是片面的。对法制的重要性认识,显然比前几年后退了。”[[18]]
三、对讲话内容的分析
       笔者认为,过去的一些研究在引用毛泽东的相关讲话时,有的只抓住只言片语,而没有从整体上去理解;而有的没有能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出发,而是用今天的思维和概念标准去分析。这很容易简单地得出一些有瑕疵的结论。有鉴于此,很有必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字斟句酌地对“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的讲话进行辩证分析。
(一)关键词分析
1、“治”
        查《辞源》,“治”的主要意思有五种,[[19]]其中最常用的前两种意思分别是:
      (1)管理、统治;
      (2)惩处、惩治。
       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极少以单音节词的方式使用“治”(可能是《毛泽东选集》收录的文章多使用书面语),而主要以“政治”“统治”的多音节词的形式出现。可见,毛泽东话语体系中“治”的主要含义应是“统治”。另外,作为谓语的“治”的意思与其后宾语的内容紧密相关。“治多数人的”的“治”主要是统治的意思;而“军法治人”“大会治了人”的“治”包含了惩处的意思。
2、“我们”、“他们”
       毛泽东在这段讲话中有多个地方提到“我们”、“他们”。“我们”实际上指的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参加会议的中共领导人,也可以扩大解释为中国共产党。“他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的代词,故而指的就是国家机关。当然,“我们”和“他们”有时候事实上会有所重合。
3、“多数人”
        查《毛泽东选集》,“多数人”是毛泽东的高频用词,主要指的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与“多数人”相对的概念是“少数人”,这里主要指人民的敌人,包括各类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
4、“调查研究”(“马青天那一套”)
      “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即“马青天那一套”,实际上指的是马锡五审判方式。马锡五审判方式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是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马锡五创造的一套坚持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其主要内容是:简化诉讼手续,实行巡回审判、就地审判;在审判中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解决并纠正疑难与错案,使群众在审判活动中得到教育。
5、“习惯”
       查《毛泽东选集》,“习惯”也是毛泽东的常用词,意思即“习惯”的一般涵义,指长时间养成的不易改变的生活方式。[[20]]另据《辞源》,中国常用俗语有“习惯成自然”的表达(语出《汉书·贾谊传》:“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这句与讲话中提到的“自觉”是相对应的。6、“社会舆论”
       查《毛泽东选集》,“社会舆论”也是毛泽东的常用词。一般认为,社会舆论是对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的显示,[[21]]是指在大家共同关心的有争议的问题上多数人意见的总和,是社会上的众人对某些社会事件的一致反应和判定,是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性的意见。[[22]] 马克思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认为社会舆论也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23]]在毛泽东看来,社会舆论是大多数人的意识,是民心所向。
(二)句子层次分析
        毛泽东的讲话是口头表达,有一定的思维跳跃性,因此有必要通过层次分析的方法划分其中的逻辑和层次。
        相关讲话可以划分为五个段句:
        第一段: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
        第二段: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
        第三段: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        第四段: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
        第五段: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
        分析上述各个段句的主题,可见其基本上反映了两个问题,即司法工作和党的领导方式。因此,相关讲话又可以按照主题归为两个方面:
1、司法工作方面
      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其他版本: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
2、党的领导方面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其他版本: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三)讲话主旨分析
        在上述关键词分析和层次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毛泽东关于“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的相关讲话有以下三条主旨:
        第一,在司法工作方面,认为依靠法律是必要的,但更要重视发挥群众的作用。
        在毛泽东看来,在司法工作中,法律还是有存在的必要的,因此他才说“没有也不行”。毛泽东更喜欢依靠马锡五审判方式开展司法工作。需要指出的是,马锡五审判方式本身并不排斥法律,而只是在依法审判时更重视发挥群众的作用。马锡五审判方式在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实践中收获了很好的效果,因此得到推崇。1943年2月,马锡五作为边区司法界的代表获得毛泽东的授奖题词:“马锡五同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24]]。1955年,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司法会议代表时又与马锡五握手交谈。可见,毛泽东对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十分认同的。毛泽东认为应当发挥革命时期的良好司法传统,而由此提出在司法工作中不能完全仅凭法律,还得靠做群众工作、走群众路线。在毛泽东讲话之前,1958年8月上旬,已经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马锡五在第四届全国司法会议作了书面发言,谈到董必武明确指示总结审判程序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不束缚革命手脚,便利人民,不求完备”。[[25]]毛泽东认为,在司法工作中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不能被动依靠规则本身。因此毛泽东才说:“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
        第二,在党对人民的领导方面,认为党要让人民当家作主而不能用法律统治人民;并非主张党要用习惯治理人民。
       一些研究认为,毛泽东提到“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之后又提出了“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于是得出毛泽东认为“党要靠习惯治理人民”的认识。这种结论是不客观的。这实际上把前后两句话的主语混淆了。毛泽东在讲“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时本身没有讲出主语,但由于这句话是一个祈使句,故而主语应该是“我们”,也就是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共领导人,可以推论为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讲的“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这句话本身的句子结构是完整的,即这句话是主谓宾语健全的。这句话的主语是“多数人”,也即“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由此,毛泽东相关讲话的意思是:党不能用法律统治人民,而要让人民自己养成习惯形成自觉,然后自己当家作主。需要指出的,一些研究在分析“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往往将重点落在“不能靠法律治”这部分,而忽略了毛泽东同时也非常强调的“不能治多数人”这部分内容。事实上,无论从上下文的语境来看,还是从毛泽东一直以来关于民主和平等的思想来看,“不能治多数人”应该是“不能靠法律治”的前提。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首先不能对人民实施专政,其次更不能用法律这种专政武器去对人民实施专政。
        第三,在党的决策方式方面,认为党不能完全照搬国家机关那一套运行方法;并非主张党要朝令夕改地治理国家。
       一些研究认为,毛泽东提到“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我们主要靠决议、开会”,于是得出毛泽东认为国家治理可以朝令夕改,可以随意凭个人好恶决断的结论。这种结论也是不客观的。实际上,毛泽东这里谈的是党的领导决策方式与国家机关运行方法的区别问题。在“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中,毛泽东没有使用“法律”,而使用“法”。这表明他谈的是抽象意义上的法而不是具体的法律。因此,从理论上讲毛泽东的这番话并不是指以命令充当法律,而是指每次“开会”、每个“决议”在“我们”(党内)都有法的效力。根据1956年9月26日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的常规决策方式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召开会议、讨论表决、形成决议的方式实现对国家的领导。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党的决策方式(我们那一套)与国家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的运行方式(他们那一套)是不同的。理想的情况下,党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开会决议以后向国家立法、行政机关提出建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这种方式是非常清楚的,他就曾经说过共产党没有制宪之权,不能制定法律,不能下命令,只能提建议,[[26]]),国家立法、行政机关根据建议制定相关的法律或“规章制度”而后再去执行。毛泽东此时并没有认为共产党可以不守法、可以随意创设法,而认为共产党仍应该按《党章》的规定用党的决策方式去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的那一套,毛泽东也没有反对“他们那一套”,只不过肯定不会把“他们那一套”搬到党内来使用,因此才提出“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四)对毛泽东讲话中“法治”和“人治”的语境分析
       前面提到,一些研究根据毛泽东在这段讲话中提及的“法治”“人治”等词,推断毛泽东是一个“人治主义”者。问题在于,一些研究大多是以西方法学史上的“法治主义”、“人治主义”的概念去解读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法治”、“人治”。西方法学史上的“法治主义”的内涵是法律至上,法律万能,王在法下,人人平等。与之相对应的“人治主义”,则是国王一人居于法律之上,王大于法,否认国王与百姓在法律面前都平等,并以国王一人的意志去肆意侵犯人民的合法权利。很显然,如果从西方法学史的相关概念出发,固然“法治主义”与毛泽东的讲话并不相符,但是“人治主义”也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思想对不上号。事实上,毛泽东谈到的“法治”、“人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概念,即法家的“法治”思想和儒家的“人治”思想。毛泽东一直很欣赏法家思想,认为法家的“法治”是革命和进步的,儒家的“人治”是反动和退步的,他说“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个会也是法”,实际上是要表明“我们”的领导方法(“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个会也是法”)与韩非子的“法治”是相通的,而不是儒家的“人治”。毛泽东的这句话,与他前面提到的“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并不是同一个范畴,故而毛泽东此处用的是“法”的概念,而不是说“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律”“开个会也是法律”。由此可见,毛泽东也不主张儒家的“人治”。总之,从这句话的真实语境出发,并不能得出毛泽东是西方法学史意义上“人治主义者”或中国古代思想史意义上的“儒家人治者”的结论。


参考文献
[1]李晓航.《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兴衰[J].党史博采,2004,(10).[2] 丛进.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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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1] 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21,39.
[6] 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43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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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杜钢建.从专政到宪政——纪念现行宪法颁行十周年[J].浙江学刊,1992,(3).
[[9]] 常轶军.“八二宪法”:中国特色SHZY民主建设的重要保障[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10]] 房宁.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当代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9).
[[11]] 李林、高汉成.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民主与法治奋斗的90年[J].政治学研究,2011,(4).
[[12]][[13]] 雍涛.构建和谐社会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开拓创新[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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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祝彦.建国初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探索与曲折[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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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崔自力.毛泽东晚年法律思想探析[J].史学月刊,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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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辞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768,2506.
[[21]] 刘建明.基础舆论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1.
[[22]] 沙莲香.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86.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7.
[[24]] 司法,一刻也离不开群众[N].人民法院报,2010-5-1.
[[25]] 聂菊荪、吴大羽主编.董必武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482.
[[26]]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84.
[[27]][4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6,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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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复兴 文化传承 兼容并包 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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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通过对“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的主旨分析特别是其中关于党的领导方面的内涵分析,以及对讲话中“法治”和“人治”的语境分析,并不能得出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不要法律”或者“主张人治”的结论。
  邓小平曾经指出:“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27]]对于1950年代后期毛泽东的法律思想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客观地去分析和评价,而不能把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评价前置到“建国十七年时期”中来。当然,客观地讲,1950年代后期毛泽东的法律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曲折。毛泽东虽然认为法律在具体的司法工作中“没有也不行”,但对法律的重视程度与建国初期相比却降低了。这主要有逻辑和历史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逻辑原因,即毛泽东对法律本质的认识,他认为法律在本质上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明确指出:“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28]]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概括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就是对于人民的敌人,必须实施专政;“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给予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即是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29]]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法律在本质上是专政的武器,又由于对人民只能实行民主不能实施专政,所以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主题时,法律发挥作用的范围就相对有限了。根据毛泽东的看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用“小民主”的方式,即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进行,重视对人民的说服教育工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30]]这种“小民主”的方式虽然没有破坏法制,并且毛泽东也对斯大林破坏法制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毛泽东在与尤金谈话时指出:“斯大林并未破坏全部法制,他只破坏了一部分法制,民法未破坏,刑法破坏了一部分,未全部破坏,宪法破坏了一小部分,刑事诉讼法破坏了一部分。”[[31]]),但毛泽东并没有足够重视发挥法律在其中的作用。究其原因,也还是由于毛泽东认为法律本质上是一种专政工具,故而只能对准敌人,而不能对准人民,也就是所谓的不能“治多数人”。
  第二是历史原因,即毛泽东对当时时代的判断,他认为中国已经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据薄一波转引陆定一的相关发言材料,195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与刘少奇的谈话中,提到了中国几十年后的情景,认为“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32]]此时,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在内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认为中国已经开始朝着共产主义前进,而当时农村中出现的一些“人民公社”就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有效形式。这正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要讨论的主要议题,也就是“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讲话的时代背景。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亲自写了《决议》中的一段话,认为“再经过多少年……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33]]尽管毛泽东仍然强调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实现所谓的国家对内职能的消亡,而且《决议》也说“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SHZY,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SHZY建设的速度,而建设SHZY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34]]但是《决议》又强调:“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35]]在实践中,未来常常由于过于心急而被前置到现在,目标则往往由于过分理想化而被当作手段。1958年以后,“由于对SHZY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36]]这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就是发动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认为将走上“国家对内职能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37]]这次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革命,对象已经不仅仅是阶级敌人,而实际上是整个人民民主专政本身。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的那次谈话中,首先谈的是上层建筑中的政权问题,他的看法是“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换言之,人民公社在某种程度上“革”的是“专政”本身的“命”。毛泽东的这个看法实际上早在1949年就已经提出了,并贯穿于他建国后的思想当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指出:“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38]]到了1958年以后,条件似乎已经开始准备,倒计时似乎也要开始计算。《论人民民主专政》认为:“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39]]这样,作为专政工具的法律同样也开始走上了一条“职能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
应该看到,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法律思想是有历史局限性的。这种看法客观上确实影响了政法部门的决策,使他们中断了刑法、民法等法律的立法工作。1958年,中央政法小组在《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40]]事实上,从1959年到1966年,除了通过几项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很少[[41]]。正如彭真后来指出的那样:“在建国初期,在SHZY建设初期,马上要有完备的法制是不可能的。但是,应该承认,长时期内我们对法制建设有时抓得紧,有时放松了,甚至丢掉了。”[[42]]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SHZY的初级阶段,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律不仅是保卫专政的武器,更是维护民主的法宝。邓小平曾经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改变而改变”。[[43]]让人民不受法律的统治并不意味着不要法律本身,而应该探索出一条真正让法律为人民掌握的新路。那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SHZY法治道路。
  参考文献
  [[1]] 李晓航.《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兴衰[J].党史博采,2004,(10).
  [[2]] 丛进.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65.
  [[3]]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183.
  [[4]] 李锐.李锐文集:“大跃进”亲历记:下册[M].广州:南方出版社,1999.112—113.
  [[5]] [31] 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21,39.
  [[6]] 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435—436.
  [[7]] 吕世伦.法治思维探析[J].北方法学,2015,(1).
  [[8]] 杜钢建.从专政到宪政——纪念现行宪法颁行十周年[J].浙江学刊,1992,(3).
  [[9]] 常轶军.“八二宪法”:中国特色SHZY民主建设的重要保障[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10]] 房宁.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当代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9).
  [[11]] 李林、高汉成.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民主与法治奋斗的90年[J].政治学研究,2011,(4).
  [[12]][14] 许崇德.中国共产党八十年与中国宪法的发展[J].法学家,2001,(4).
  [[13]] 雍涛.构建和谐社会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开拓创新[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9).
  [[15]] 祝彦.建国初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探索与曲折[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5).
  [[16]] 李安增.“文化大革命”成因的法制因素探析[J].中共*党史研究,2006,(4).
  [[17]] 崔自力.毛泽东晚年法律思想探析[J].史学月刊,2003,(8).
  [[18]] 项淳一.党的领导与法制建设[J].中国法学,1991,(4).
  [[19]][20] 辞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768,2506.
  [[21]] 刘建明.基础舆论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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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7.
  [[24]] 司法,一刻也离不开群众[N].人民法院报,2010-5-1.
  [[25]] 聂菊荪、吴大羽主编.董必武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482.
  [[26]]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84.
  [[27]][4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6,146.
  [[28]][29][38][39]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N].人民日报,1949-7-1.
  [[30]]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N].人民日报,1957-6-19.
  [[32]][33] 薄一波.关于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732—733, 746—747.
  [[34]][35]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N].人民日报,1958-9-10.
  [[36]]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3.
  [[37]]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N].人民日报,1958-12-19.
  [[40]] 郑谦、庞松.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 99.
  [[41]]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四十年[M].北京: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199.102.
  [[42]] 彭真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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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2 22:31:0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浅龙勿用 于 2017-12-2 22:35 编辑
浑沌道长 发表于 2017-12-2 18:22
文革就是一个文化问题,以前曾经发生,当代发生过,以后也一样会发生。
这只是一个权力斗争的代名词。只要 ...

文革就是一个文化问题

非常赞同这句话,内涵及其丰富。其它的,多说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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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3 15:55:29 | 显示全部楼层
对文革我相信一个过来人的看法,就是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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