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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利簋》“珷”非合文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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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1 15:25: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子乔 于 2017-11-1 20:02 编辑


《利簋》“珷”非合文补说


作者:子乔


(按:本文首发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学者文库,系旧稿补充资料后发表,补充资料时漏引了2007年发表的《应公鼎》以及李学勤先生稍后的观点,这是一个不应有的失误。所幸此器反而是对本文观点有利的证据,这里发表的版本已经做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改。)


利簋是西周最早的一件青铜器,其铭文开篇即云:“珷征商[1],唯甲子朝”。金文的“珷”在《利簋》发表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历来有“合文”和“繁文”两说[2]。《利簋》的发表,再次引起了争论。因为在所有的“珷”中,《利簋》的“珷”最早,也是第一次出现武王的王号,有助于我们考察其性质,但是铭文却单称“珷”,而不称“珷王”,这对“合文说”似乎比较有利。所以,笔者考察“珷”,也从《利簋》说起。


在最早发表的两篇考释《利簋》的文章中,唐兰先生持“专字说”[3],于省吾先生持“简称说”[4]。这两说均可归入“繁文说”,因为他们都认为“珷”是从“王”之“武”字,而非“合文”。

张政烺先生在稍晚发表的文章中持“合文说”[5],指出“珷”是“武王二字合文,周代铜器铭文中数见,当读武王二音。甲骨文对于常见之商王名号多合书,此亦其类,不能看作一个形声字。较晚铭文如《盂鼎》、《夨簋》皆于珷下又加一王字,说明当时汉字越来越走上一字一音了。”张先生的观点,学术界信从者不少,此不赘引,他们的意思是:《利簋》的“珷”不带“王”字,所以是“合文”;后来逐渐变为“专字”,后面则带“王”字了。

如果笔者理解不误的话,这等于是说:“珷”的使用存在可以识别出的这两个阶段。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我们先来走一条捷径:众所周知,“玟”和“珷”性质相同,因此“玟”的情况,有助于说明“珷”的问题。《大盂鼎》有“丕显玟王受天有大命,在珷王嗣玟作邦”(集成2837),“玟王”和单称“玟”同时出现,该怎么读呢?日本学者白川静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玟珷”是“文武”的繁文,其说可从[6]。参照“合文说”的思路,单称的“玟”是两个字的合文,读为“文王”,而“玟王”的“玟”则是一个字,读为“文”(否则就读成“文王王”了)。可是,同一篇铭文中的“玟”,要作这两种读法吗?

显然,在《大盂鼎》里,“玟”是用于“玟王”的专字,“玟王”可简称“玟”,则“珷”之于“珷王”亦如是。可见,仅凭《大盂鼎》就可以证明,“珷”由两音的“合文”变为一音的专字之说,是不可信的。笔者这种“曲线救国”的思路可能不被认同,那么下面就专论“珷”,结论也一样。

笔者认为,对于《利簋》的“珷”,“合文说”忽视了《德方鼎》和《何尊》,忽视了这三件青铜器极为接近的铸造时间,而以较晚的《大盂鼎》和《宜侯夨簋》为据,这显然是不妥的。

于省吾先生明确指出:“珷为武王的简称。西周金文中文王武王的文武,往往从王作玟珷,见于盂鼎、何尊、宜侯夨簋和乖伯簋。又德鼎的‘延珷祼自蒿’,珷也是武王的简称。或以珷为武王二字的合文,非是。”

(按:本文的古文字材料,释文从简从宽,但引文尽量保持原貌。不过,为了在不同的设备上正确地显示,对某些文字不得不替换为与之接近的通行字,如上文的“何”、“乖”、“延”、“祼”。只是这种替换未必符合原作者的本意,所以建议感兴趣的读者去阅读原文,一切以原文为准。)

笔者认为,于省吾先生的这段话,其实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为何有的学者并不同意呢?应该是于先生的文字过于简单,没有强调这些青铜器和《利簋》的年代关系,特别是《利簋》、《德方鼎》、《何尊》的年代极为接近。下面,笔者将对于先生的观点进行详细的补充和论证。


有“珷”的青铜器一共八件,另有清华简一篇,这里先说青铜器,按其大致时代排列如下:


1、《利簋》:“珷征商”(集成4131)。铭文单称“珷”,时代为武王或成王。早期武王说为主流,近年成王说渐起,新世纪以来的代表学者有:彭裕商[7]、杜勇[8]、曹汉刚[9]等。

2、《德方鼎》:“延珷祼自镐”(集成2661)。铭文单称“珷”,时代为成王或康王。该器很可能与《何尊》同时,记事时间为三月,比《何尊》早一个月[10]。另有学者认为该器是成王后期所作,但最晚不超过康王[11]。《何尊》发表后,成王说成为主流。

3、《何尊》:“复爯珷王醴祼自天……唯珷王既克大邑商”(集成6014)。铭文称“珷王”,时代为成王初年。基本是公认的,此不赘述。(按:铭文记事时间为成王五年四月,铸造时间不会偏离太多。)

4、《中方鼎》:“赐于珷王作臣”(集成2785)。铭文称“珷王”,时代有成王[12]、康王[13]、昭王[14]诸说,此不赘述。

5、《宜侯夨簋》:“王省珷王、成王伐商图”(集成4320)。铭文称“珷王”,时代为康王。基本是公认的。

6、《大盂鼎》:“在珷王嗣玟作邦”(集成2837)。铭文称“珷王”(另“玟王”与单称“玟”同时出现),时代以康王说为主流,另有穆王说[15]。

7、《乖伯簋》:“朕丕显祖玟、珷”(集成4331)。铭文单称“珷”,断代分歧较大,但以共王或其后为主流[16],《集成》则定为“西周晚期”。

8、《应公鼎》:“珷帝日丁”[17]。铭文称“珷帝”,时代为宣王[18]。

我们再来按铭文称呼分组:

A、单称“珷”组:1.《利簋》、2.《德方鼎》、7.《乖伯簋》。

B、称“珷王”或“珷帝”组:3.《何尊》、4.《中方鼎》、5.《宜侯夨簋》、6.《大盂鼎》、8.《应公鼎》。(按:“珷帝”与“珷王”构成方式相同。)


以上涉及一些考古类型学和年代学上的细节,这里不过多地讨论。因为细节所造成的出入,比如4、5、6的顺序,不致影响我们的结论,而1、2、3、7、8的顺序和位置,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无论如何,我们找不出这样一个分界:它上面(早)的铭文均单称“珷”(合文),而它下面(晚)的铭文则均称“珷王”(变为专字,否则就读成“武王王”了),单称“珷”和称“珷王”或“珷帝”是交替出现的。由分组也可以看出:A组包含了八件中最早的《利簋》和较晚的《乖伯簋》,B组则包含了较早的《何尊》和最晚的《应公鼎》。其实,只看到第3条,甚至第2条,结论就应该出来了:


《利簋》的记事时间为武王克商之时,而武王克商后的在位年数,历来众说纷纭,但可能性最大的是2年、3年或4年[19],后周公摄政7年,而《何尊》的记事时间为成王5年,则可知《利簋》与《何尊》的记事时间仅相距14年至16年。如果周公摄政7年在成王纪年之内,则两器相距只有7年至9年。如果周公摄政7年与成王纪年有交叉,则两器相距在7年至16年之间。至于铜器的铸造时间,并不会与此有太大的偏离。如果按《利簋》作于成王世之说,则与《何尊》的时间相距更近。(按:但是笔者认为成王说并不可信[20],这里只是指出《利簋》的“王号死谥说”和“珷为合文说”有矛盾之处。)

“武王”虽为生称,但文王逝世后,武王并未马上称王,《史记•周本纪》云:“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其称王当在《逸周书•世俘》“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之时或稍后。“珷”不论性质如何,也均应在此时或稍后产生。所以,《利簋》的“珷”距离这一时间极为接近。

最多16年(或最多9年)的时间,最初的、《利簋》读为“武王”的合文“珷”,就能演变为《何尊》的“一字一音”了吗?那么与《何尊》同时的《德方鼎》却单称“珷”,又该如何解释呢?该怎么读呢?这么短的时间,在先秦汉语发展史上,是可以忽略的,更淮确地说,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这么短的时间,是无法分辨的,不足为据[21]。《德方鼎》与《何尊》的情况,和《大盂鼎》里“玟王”与单称“玟”同时出现的情况,几乎相同。

因此,可以认为,此三器的铸造时间固然有先后之别,但其铭文作为语言文字材料,却只能视为同时之作,单称“珷”和称“珷王”从武王王号产生之初就是并存的,恐怕无法看出由前者演变为后者的迹象。

我们再往下看:成康之世的《中方鼎》、《宜侯夨簋》、《大盂鼎》均称“珷王”,而共王世或其后的《乖伯簋》则单称“珷”,至宣王世的《应公鼎》又称“珷帝”。李学勤先生认为,《应公鼎》的“珷”最好理解为“武”的专用写法而不是合文,“珷帝日丁”不可读为“武王帝日丁”,其说甚是[22]。“珷帝”显然与“珷王”的构成方式相同。

至此完全可以看出,单称的“珷”就是“珷王”的简称,诸器或繁或简而已,无他。《何尊》有“复爯珷王醴祼自天”[23],同时的《德方鼎》则有“延珷祼自镐”,两相对照,更加明显。

总之,单就《利簋》而言,将“珷”看作“武王”的合文可以讲通,但这种问题必须结合其他文例才行。鉴于上面所列的情况,“珷”应以解释为“武”的孳乳字为宜,即加“王”旁的“武”字。它是用于武王王号的专字,单称之“珷”是“珷王”的简称,可能是因铭文字数、格式或作者习惯而有意省略,也可能是无意脱漏,并不是“武王”的合文。不论“珷王”还是单称“珷”,“珷”均应读为“武”,而非“武王”。


以上是西周金文的情况,下面再说一下简帛方面的新发现: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有一篇《封许之命》,其中文王、武王均单称“玟”、“珷”,文字结构与西周金文相同:“……肇佑玟……珷司明刑……捍辅珷”[24]。竹简时代和文字书写时代均为战国中晚期[25],所记之事发生在西周成王世[26],其用语、文风与西周金文非常接近,但具体成文时间仍待考证。

《封许之命》“玟”、“珷”的写法和用法,很有可能源于西周金文。但是众所周知,金文的“玟”、“珷”只流行了一段时期,自宣王世的《应公鼎》之后就不见了,两者之间有500年左右的断带,所以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理论上并不能排除前者是独立形成的。不过,这种写法和用法如果真的源于西周金文,则进一步证明了,“珷”由两音的“合文”变为一音的专字之说,是不可信的:

我们不妨将《封许之命》加入上文的单称“珷”组,位置在最后。如果《封许之命》单称的“珷”是专字,则《利簋》的“珷”就未必是“合文”;而如果《封许之命》单称的“珷”是“合文”,《利簋》的“珷”亦是“合文”,则“珷”一字两音跨越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晚期,那么中间的“珷王”又该如何读呢?读“武王王”,无此文例;读“武王”,则“珷”时而读“武王”,时而读“武”,理由何在?

如黄盛璋先生认为:“表示为某王之专词,过去金文所见,只有文王、武王,如大盂鼎、乖伯鼎(引者按:应为簋)、何尊、德方鼎有‘延珷祼’、临潼新出利簋‘唯珷征商’(引者按:原铭‘珷’前无‘唯’字)。‘武’加‘王’旁,表武王专词,但下皆不加王字。大盂鼎之文王、武王,何尊之武王,各加‘王’旁,但下仍有‘王’字。故仍应读本字‘文、武’,乖伯鼎之‘玟珷’应属此例。利簋、德方鼎‘珷’应为武王之合文,读为武王,如读为武,则武王简称武于情理不合,……”[27]

这种观点意在弥合“专字说”与“合文说”,所以把“珷王”的“珷”看作专字,而把单称的“珷”看作合文,以期能够解释周全。但是不知为何,《乖伯簋》却例外,单称“玟、珷”却仍“应读本字‘文、武’”,然而又说“武王简称武于情理不合”。这种观点不仅自相矛盾,而且不知到底哪里“于情理不合”?《大盂鼎》“嗣玟作邦”的“玟”,难道不是前面“玟王”的简称吗?

当然,我们可以说,“珷”由合文变为专字后,合文的用法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即使不考虑上文所言,“珷”能否在最多16年(或最多9年)的时间内,就由两音的“合文”变为一音的专字,这种说法也是十分勉强的,最起码有逻辑上的缺陷:

遇到单称“珷”就说是“合文”,读为“武王”,遇到“珷王”就说是专字,读为“武”,等于是永远正确。既然最早的、《利簋》单称的“珷”是“合文”,后来逐渐变为一字一音,所以后面又加“王”字,那么,如果再遇到晚出而单称的“珷”,就应该重新审视“合文说”。

这种观点或许可以勉强解释同时期的《德方鼎》和《何尊》前者单称“珷”而后者称“珷王”的现象,但对《大盂鼎》“玟王”和单称“玟”并存的现象,则无能为力。因为同一篇铭文的“玟”,不可能既是合文又是专字,单称的“玟”必然是“玟王”的简称,而“珷”和“玟”性质相同。因此,结论还是上文所言:“珷”是用于武王王号的专字,并不是“合文”。

以上分析的前提是,《封许之命》单称的“玟”、“珷”源于西周金文的“玟”、“珷”,但是如果两者无关,前者是独立形成的,那么仅就《封许之命》的字面而言,“珷”当然可以看作“武王”的合文。


附记:近年新见某器亦出现“珷王”,时代为珷王或成王初年,这对拙文是有利的,因为与《利簋》同时代的“珷王”越多,越能证明“专字说(简称说)”可信。但是笔者对其真伪没有把握,故而暂且不论。


2017年9月19日 初稿
2017年9月20日 首发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学者文库
2017年11月1日 修改补充


【注释】

[1] 现在的“玟”、“珷”两字均从“玉”,不从“王”,与文王、武王无关,本文仅借用其字形。

[2] 张玉金:《德方鼎铭文续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

[3] 唐兰:《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铭文解释》,《文物》1977年第8期。

[4] 于省吾:《利簋铭文考释》,《文物》1977年第8期。

[5] 张政烺:《〈利簋〉释文》,《考古》1978年第1期。

[6] 转引自注2。

[7] 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2月,第49页。

[8] 杜勇:《金文“生称谥”新解》,《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9] 曹汉刚:《利簋为成王世作器考证》,《中原文物》2014第3期。

[10] 刘启益:《西周纪年》,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第73页。

[11] 马承源:《德方鼎铭文管见》,《文物》1963年第11期。

[12] 同注10,第77页。

[13] 杜勇:《安州六器与麦氏四器年代考辨》,《管子学刊》2001年第4期。

[14] 同注7,第263页。

[15] 李山、李辉:《大小盂鼎制作年代康王说质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6] 何浩、罗运环:《论乖伯簋的年代及其国别》,《楚文化研究论集》第3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95页;另见注10,第261页。

[1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

[18] 李学勤先生认为此器属于“宣王前半”,见李学勤:《新出应公鼎释读》,《古文字学论稿》,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1页;另,发掘报告认为此器属于“宣王晚期”,见注17。

[19] 李学勤:《武王在位有四年说》,《东岳论丛》,2000年第3期;杜勇:《清华简〈金縢〉有关历史问题考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年第2期;吕庙军:《清华简〈金縢〉与武王克殷在位年数研究》,《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李锐:《由清华简〈金縢〉谈武王在位四年说》,《学术交流》2015年第7期。

[20] 笔者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西周前期王号的“生称”和“死谥”问题》(国学网论坛,2003年8月4日首发,现该处文章已失,另见天涯论坛,2004年12月5日)。拙文认为,《利簋》和《十五年趞曹鼎》分别铸于武王和共王时期的可能性,要远大于铸于成王和懿王时期的可能性。这类铜器都是其主人为了纪念、感谢王对他们的赏赐而作的,“用作”之“用”应训为“因”,即因受赏而铸器。如果受赏和铸器的时间相距很远,那是很不合情理的。利在克商后第八天受赏,武王四月回到宗周(《世俘》),此后还至少活了一年零八个月(注7第31页),《利簋》为何会拖到武王逝世之后才铸成呢?难道铸器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至于《十五年趞曹鼎》,如果说它是懿王早年所作,这就等于把共王在位年数的上限也做了一个大致的限制。如果某项研究将共王在位年数定在16年(含)以上,则在客观上对“生成说”有利,偏离越多越有利,比如刘启益先生将共王在位定为19年(注10第9页)、不少学者将《休盘》定为共王20年器、“断代工程”的结论是共王在位23年等等。如果这些观点中任意一个是可信的,则对“死谥说”非常不利。难道趞曹会在受赏后4年至8年才铸成此器吗?持“死谥说”者对此应给予积极的解释,但至今仍未见到(对“死谥说”的其他意见此不赘述)。彭裕商先生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只是力证武王克商后第二年就去世了、共王在位不超过20年的可能性最大,却没有具体讨论此二器为何拖了这么久才铸成,其所举的几个旁证《叔夷镈》、《叔夷钟》、《孟簋》和《班簋》也皆有可议之处(注7第31页、第49-52页)。持“死谥说”的曹汉刚先生读到拙文后,也觉得如果以“某王”和“王”为同一人,这种很长的时间差难以解释,只能换一种思路:赏赐利的“王”是成王而非武王;赏赐趞曹的“王”是当时的太子,后来的懿王而非共王(注9)。然而此说却并不可信。限于篇幅,这里均不详论。总之,根据铭文语境和以上理由,认为《利簋》和《十五年趞曹鼎》分别铸于武王和共王时期是完全可以的,除非将来发现直接证据证明它们分别铸于成王和懿王时期。新出《内史亳觚》出现“成王”,涂白奎先生作《内史亳觚与西周王号生称》,其重点就在于受赏和铸器的时间差,可谓抓住了关键(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学者文库,2012年6月12日,后发表于《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3期)。尽管有学者不同意涂文的观点(黄鹤:《西周金文王号为生称或死称问题述评》,《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6期),但《内史亳觚》仍是这一课题在长期僵持之后的一个新材料。至于“用作”之”用”的意义,关系到对铭文语境的理解。《十五年趞曹鼎》的“用”只能训为“因”,是表结果的连词,因为赏赐物里没有铜料和货币,《利簋》则在字面上可以解释为,用所赐之铜铸器。赵诚先生认为,甲骨文未见“用”作介词和连词之例,“用”由动词虚化为介词再虚化为连词的过程发生在周代,《利簋》处于介词虚化为连词过程的初期,解释成介词更好(赵诚:《甲骨文至战国金文“用”的演化》,《语言研究》1993年第2期)。但是,“用”在商代金文里已经出现了用作介词和连词的例子,如《小子省卣》“扬君赏,用作”(集成5394),就相当于后世的“对扬王休,用作”,完全是表结果的连词。所以,按赵诚先生的思路,《利簋》的时代介词向连词的转化已经完成,“用”解释成连词“因而”更好一些。另可参看子乔:《新见〈玉苟盉〉“穆王”为生称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学者文库,2017年10月12日。

[21] 在考古类型学上也是如此,如彭裕商先生试图从形制、纹饰、字体的角度把利簋定为成王初年之器,这恐怕是很困难的(注7第49-50页),因为考古类型学也无法精确到这么短的时间。

[22] 见注18,李学勤文。

[23] 《何尊》“豊”字,诸家或释“豐(丰)”或释“禮(礼)”,高明先生释“醴”(《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75页),从新出的《内史亳觚》看,两器之“豊祼”均以释“醴祼”为胜。

[24]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中西书局,2015年4月,第39页(图片)、第118页(释文)。第一个“珷”字简文漫漶,原书释文按缺字处理,这里根据简帛网论坛用户“松鼠”先生的意见写出,见《清华五〈封许之命〉初读》,第26楼。

[25] 同注24,第(壹)辑,2010年12月,前言。

[26] 笔者认为,封许在成王世的理由是,“珷”出现在册命文字中,从文意看与后文的“王”不是同一人,后文“王”为时王,“珷”为先王,而不是仅仅因为出现了“珷”就认为武王已逝。

[27] 黄盛璋:《穆世标准器——鲜盘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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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 15:28:35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论坛水平很高,发小文一篇,希望能得到各位老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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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 21:24:14 | 显示全部楼层
补充:

马承源主编的《铭文选》认为:《利簋》“珷系武王二字合书,西周金文中特指周武王。他铭亦有作‘珷王’者,当是一种敬称的写法。文王字亦写作玟王,与此相同。”(第14页)这种观点也是想在“珷王”和单称“珷”之间找到一种通用的解释,因为合文“珷(武王)”之后再加“王”,不免令人费解。但是这种解释并不合理,如果说“珷王(武王王)”是敬称,那么单称“珷(武王)”就是不够尊敬吗?而且历史上也没有“武王王”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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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3 14:35:39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珷,有时是合文,有时作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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